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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觉照
经常听到有人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原本不错，只是被统治阶级所篡改利用，唯此而已。
是否真的是这样？贸然得结论很不严肃，最好的理性的途径，是依据事实了说话。
孔子活着的时候并不得意，四处求官四处碰壁就是明证；到其晚年，走学生门路回到鲁国时，依然被高悬着不肯任用。“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孔子蒙受的羞辱，同他的核心理论有直接关系，一方面，“克己复礼”即恢复周代的礼仪制度以明确等级制度的主张，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需要的。社会动荡中，他们已深感自身特殊地位动摇的威胁，所以需要这种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各国的大夫陪臣们已经将国君架空，到手的权力岂可以供手交出！不自觉中，这些既得利益者已陷入矛盾境地。而孔子的理论贯通始终，要复礼就必须复旧到底，忠君则是其核心，等级社会是金字塔型，塔顶无法容下两个，不可能国君在下而大夫陪臣们在上，金字塔不是纺锤型！在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无理”，是手握权力的大夫陪臣。他们对孔子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中，不用为好。这就是孔子当时的命运，甚不得时的命运。
随着东周的解体和战国七雄的并立，国君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昔日的傀儡地位的国君，灭亡的已经灭亡，未灭亡的，当然成为七个国家的龙头老大。在经历了难耐的寂寞之后，孔子理论与龙头老大的利益已完全一致，私学自然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孔子的徒子徒孙也像海狸一样塞满了河流。以孔子嫡传自居的孟子，已不再像可怜巴巴的老师那样，不顾体面的四处求官，而是以帝王的导师自居。他在游说各国诸侯时，（尽管也有个别时候遭到冷遇）完全是一副志高气扬的神态，总是以假设自己为国君说事。而对各国的国君，则是“说大人则渺之”（对国君们说话时候，我很藐视）。听听！地位待遇已完全不同。这不是个人的气质，是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儒学成为专制者奴役民众的精神枷锁，已完全适应了专制者胃口。
暴秦统一中国后，以严刑峻法钳制民众悠悠之口，不仅未达到子子孙孙对国民的万世奴役，却造成二世时候锄櫌棘矜下长安的雄壮局面，阿房宫在一把火中轰然倒塌！历代统治者为了一个奴役权，都在总结灭亡的教训，也总有主流文化人为一己私利，绞尽脑汁为极权者出谋画策。西汉建国后，董仲舒借鉴了暴秦灭亡的经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纲领，原因无他，即使用刚柔并济的统治术，借此使民众怀德畏刑。自此，儒学就由显学上升为神学——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的专制神学。
随着儒学地位的急骤提高，孔子的待遇也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了“圣之时者”。汉平帝时，封之为“褒成宣尼公”，把当年毫无爵位的白身，越过男、子、侯三级进封为公爵。唐玄宗时，加封“文宣王”，爵位又升了一级。宋真宗时，自知爵位已经封顶，不曾称帝者，称号莫过于王了。但又不甘寂寞，不能在孔子封号上没有作为。这就在爵位的定语上做起文章，先封为玄圣文宣王，还嫌不够，毕竟为独裁者维护既得利益制造了理论的特殊人物，遂又将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一个至字，已将圣人推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汉字的妙处就在于能绝处逢生，能高了再高，好话永远说不尽。一个混账在报纸上骂我说：“谁都知道，借咬名人能出名。”这是标准的屁话！在中国，谀上才是名利双收的捷径，护神也有不菲的报酬，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陈鲁民深得个中三昧，在咬了七个说真话的布衣文化人背后，维护的是七个“英雄伟人”，在此同时，也以护法神出尽风头，诚所谓“阿谀摇尾说好话，舔屁股能把官做大。”真是枉披了一张人皮！言归正传，元武宗时，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此，封赠闹剧才告一段落，孔子高大完美形象已彻底树立起来。
回过头来，我们再详细审视，是谁篡改了孔子？动了孔子的奶酪？
大致说，孔子死后,其学说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
一，由私学变为显学。这一段历史自不必说，后世公认孟子是孔子嫡传，有发展但没有篡改。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出这一建议的是董仲舒，他是春秋公羊派的代表人物。《春秋公羊传》着重于阐述《春秋》意理，亦即其中的“微言大义”。他在成为西汉权威理论家时候，主要鼓吹以下内容：
1，强调天的意志。他认为宇宙中有一个主宰，这就是“天”，天是“群物之祖”，就像今天西方一些人说的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手指。
2，董仲舒创造出无所不能的天出来，是为地上独裁统治者制造一个神秘的、骇人听闻的天上投影，用以证明地上独裁统治的合法。他说：天道有阴阳两面，人间自然要分为阴阳两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为君而覆盖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通过董仲舒之手，孔子强调的君权、父权、夫权这三个绝对权力，变成了“天赋特权”，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个特权中，君权最重要，所以董仲舒又说：“天地人主，一也”。“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为了使野蛮的特权变成永恒，董仲舒还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细究这一系列言论，与其师祖并没有本质不同。孔子似乎并没有赋予上天以意志，但是且别忘记了，他讲天命的内容却是不少。在他那里，已有冥冥上天主宰人生的内容，董仲舒只是将其进一步明确。更重要的是，师爷与徒孙要强调的，并不是天的意志，而是君、父、夫特别是君的不可动摇的特权。
由是观之，董仲舒并没有动孔子奶酪。
东汉初年，谶讳学说开始盛行，这源于西汉武帝之后对孔子的神化。《春秋演孔图》把孔子描绘成神人，谶讳学得了孔子的嫡传。然而，尽管此等学说流传甚广，但没有人认为同孔子学说有关。即是说，谶讳学的创始人曾想动孔子奶酪，却未能如愿。
三，三教共存，儒术至尊。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三教争宠的斗争也日益白热，都在争夺“正统”地位。唐太宗登基之后，看到三教对稳固其统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提倡佛教，一方面推崇道教。然而他知道，导人盲从的宗教只能笼络住善男信女，入仕治国则需要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很难信教入教。所以，他在优待佛教、道教的的同时，更将儒学作为当局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一支独大的文化力量。他在弑兄、戕弟、逼父逊位后不久，就召集大批官僚学者，对《易经》、《毛诗》、《礼记》、《尚书》、《春秋》进行整理，并作出统一解释，以此作为科举取士教科书。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五经正义》，也是儒学的重要经典。此外，还组织一批史学家，在房玄龄的主持下，整理之前已有的五部史书，撰写了《晋书》，将这六部史书作为正史。这是钦定的教科书，完全贯彻了帝王意图。
唐太宗直言不讳个人意图，他说：“君臣之义，同于父子”，“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因为：“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斯著”。主张即令君王残暴昏聩得像殷纣王，臣子也要像比干一样绝对忠诚，纵令剖腹挖心也不改变尽忠的信念。由是观之，唐太宗整理《五经正义》的目的，唯在于鞏固绝对的君权。
他动了孔子的奶酪吗？没有。一方面，对《五经正义》整理归整理，并没有曲解篡改；另一方面，六部钦定的正史是史书，并不是理论著作，而且全书虽不乏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劣迹，但有孔子的“三讳学说”做理论依据，是孔门优秀弟子；而且还没有达到孔子所著《春秋》的“高度”，小巫比不上大巫！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忠君的主张却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显然，唐太宗没有动孔子奶酪。
四，程朱理学，理源乃祖。谈到儒学在后世变化时候，无法绕开程颐、程颢特别是朱熹，即所谓程朱理学。到了宋代，专制制度已翻过盛唐的繁荣之巅，逐渐走了下坡路；更兼之外敌入侵，苟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已惶惶不可终日。然而，王朝愈处于没落时候，愈不思励精图治，倒相反，为谋求大树倒后的猢狲出路，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犹显得激烈；对民众思想控制愈想严格；所谓主流文化人愈想揣摸最高当局的意图，用文化贿赂最高；最高更需要这些人为之制造愚民理论，朱熹们就诞生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中。
作为当代鸿儒，朱熹的贡献的确不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宣扬三纲五常是天地之道。对孔子极力维护的以皇帝为金顶的等级制度，朱熹不仅欣然继承，还将孔子天命说更推进一步，宣扬“物物有个分别，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先有父子之理。”即是说，在有人类之前，君臣关系人伦关系已经存在，一切都是先验的！假如撤去朱熹头上的五彩光环，主流文化人阿谀奉承权势的丑恶嘴脸就昭然若揭。人世上，还有比这种为一己私利而谀上的人下流么！
2，编订《四书》。他将原处于子部的《孟子》提到经书的位置，又将《礼记》中的《大学》抽出来单独成册，与之前已有的《论语》、司马光从《礼记》中抽出的《中庸》合编为《四书》，开创了推行语录的先例。然而他除了宣扬孔子以外，丝毫没有歪曲孔子。唯一的不同，是高度肯定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道统，使孟子获的了亚圣的崇高地位。
3，自宋以后，《四书》、《五经》遂成为专制制度的《葵花宝典》，成为读书求仕者必修的独门心法。不知有多少读书人钻进了这个套子，除了皓首穷经外，不知还有别的学问。而孔子孟子，也在此后被偶像化了。
从朱熹的贡献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篡改孔子，没有动孔子奶酪，所有的仅只是强化而已。
五，托古改制，孔子变脸。
外国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先进知识界有了觉醒，认识到再不图强，中国便没有出路；学西方不仅要学习科学技术，更得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变独裁专制为民主制度。然而，考虑到儒家学说几千年来对国人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形成的惰性思维，改革派只好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孔子反孔子。这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不得已间的思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这次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新学伪经考》力陈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并没有焚烧官藏的六经，即古文经学。西汉立于官府的今文经书系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淹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此书在思想界煽起了疑古思潮，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陈词滥调。《孔子改制考》宣称，《六经》是孔子为改制而作，是孔子假托尧、舜、禹这些古圣先王的言行，为社会改革彰目，并把孔子称之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又有此引伸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强调当时中国必须由据乱世阶段，通过变法进入升平世阶段。
这两本书中，将孔子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等核心理论抛弃殆尽，借君主立宪外壳，实现民主制度，要让卑者贱者下者庸者把持国柄。显而易见，康有为大动特动了孔子奶酪！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好景不长，从六君子押往菜市口的那一刻起，不仅改革宣布失败，被康有为挪动的孔子奶酪，又完好无缺地送了回去。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无愧思想界巨擎，在详细考察了日本政治制度后幡然悔悟，认识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只为专制者辩护服务的学问，托古改制是自欺欺人。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梁启超对当年协助康有为撰写两考中，讴歌孔子进行了深刻反省，明白无误地解剖自己是“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更申明自己的新文化态度：“区区小子（指本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爱孔子不过是梁公的虚晃一枪，更爱真理的宣言，既是他在思想文化上脱毛换羽的标志，更是发自肺腑的呐喊！检验文化人良心的试金石，就看对待真理的态度。梁启超没有让国人失望，对孔子认识的彻底转变，不得不让后人竖起拇指。
五，讲坛所云，可是孔子？
时代进入21世纪，忽然刮起儒学热。孔子研究会纷纷成立；四书五经遍布书店；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不绝于耳；立儒教为国教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那个名为百家，实为帝王将相一家的讲坛，也由时髦女人扮演着学术明星的脚色，大讲特讲孔子放之四海皆准，历经万世不衰的闪光思想。如果说，前三种现象还有或多或少的掩盖（第四条我不再重复批驳），大讲特讲就有点明火执仗的味道。在讲《论语》中，曲解之嫌已令人大跌眼镜，更令人吃惊的是，竟将释家、道家以至于世界文化包括现代的文明成果，凡能用上的，都归在孔子名下。老实说，开始时，我十分佩服；仔细一想不对了，不禁想问：这是孔子吗？这是孔子的学说吗？如果是，其克己复礼、皇权至上、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核心思想到哪里去了？没有了这些，就成不了《论语》；所讲的，就不是孔子。如果还承认所讲的不是孔子，或不完全是孔子，为什么又要打着孔子旗号？不在这里较劲了，言归正传，我所要说的，是讲坛明星果真动了孔子奶酪，动得很大方！或有人问，去其消极方面取其积极方面有何不好？事物的运动轨迹不是这样。相反，他一旦获得冲力，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下。那时候，巨鲨、巨鳄、鱼鳖、海怪会一涌而来；等级、名分、独裁、效忠这些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却已大量存在的思想垃圾，更有了理论依据；安守本分、逆来顺受不得不成为弱势民众恪守的信条。我想，除了既得利益者之外，没有人欢迎这个结局。与其到将来哀叹，莫如消弭祸患于初始。
奇怪的是，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孔子以权势者的辩护士吃香；几千年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孔子仍吃香。是其学说具有变色龙特征？怕不是。是有人想抓住谀上的时机？不敢贸然得结论，还是以存疑为妥。
看来，孔子的奶酪，孟子、董仲舒、唐太宗、朱熹等没有动过；康有为、梁启超出于救亡图存的良好愿望，虽曾动过，然心不欺暗室，志可昭日月，其情也可叹，其非也可恕。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动得。所以说，孔子的奶酪，截止今天前，保持着原汁原味。1915年袁世凯在登上帝位之前，之所以提倡“尊孔读经”，就是闻到了孔子奶酪的那股臭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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