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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当今中国谁的名字最值钱　据一个专业的资产评估所认定，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

    从湘西南一隅的安江农校健步走上国际领奖台的袁隆平，由于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有人甚至将他的杂交水稻发明誉为中国继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之后的第五大发明。袁隆平因此获得了国内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特等发明奖，并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拯救饥饿奖”等８项顶尖级国际大奖。１９９５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去年，一家知识产权机构评估袁隆平的无形资产总值高达一千多亿元人民币。

    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水稻研究专家，他的人生是如何走过来的，他的婚姻和家庭又是怎样的呢？

     年轻时的袁隆平衣着朴素且不修边幅，已是大龄仍孑然一身。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并终于感动了一位贤淑的姑娘。

    祖籍江西省德安县的袁隆平，１９３０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在北平一个旧职员的家庭。在重庆长大的袁隆平，１９５３年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偏远荒凉的湘西南一隅的黔阳安江农校当老师。

    到校的第一个学期，因缺少俄语教师，组织上安排袁隆平教俄语，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了任务。他把教俄语看作是提高自己外语水平的绝好机会。于是，他边教边学，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此后，袁隆平还教过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袁隆平被派到邻近一中学去代课，一位年轻女教师为袁隆平的才华和抱负倾倒，他们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同事和朋友们都为袁隆平感到高兴，他们催袁隆平趁热打铁，快点结婚。

    不料，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却搅黄了他的好梦，在反右斗争中，袁隆平由于平时不太关心政治，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安江农校出现了批判袁隆平的大字报，他险些被划为“中右”。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那位姑娘退却了。３０岁的袁隆平陷进了失恋的痛苦之中。

     经过这次打击，袁隆平对爱情婚姻有点心灰意冷了，但他很快就把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１９６０年７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杂交水稻研究属于世界性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立志要攻克这道世界难题。

    搞杂交水稻研究，是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之所以要选择这个科研课题，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场席卷全国的饥饿风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决意要把杂交水稻搞成功，使粮食高产稳产，让人民永远不再挨饿。

     一心扑在教学和科研事业上的袁隆平，终于感动了一位贤淑的姑娘，这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邓哲。

    邓哲是袁隆平的学生，１９５７年安江农校毕业之后，分配在黔阳县农业局当技术员。由于特殊的家庭原因，邓哲到２５岁还是单身一人。经老师和同学牵线，本来就对袁隆平满怀敬意的邓哲满口答应了。他们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也没有置办任何结婚物品，两个相知恨晚的大龄青年，利用邓哲来安江农校参加职工运动会的机会　邓哲是业余篮球运动员　，仅用５０元钱的喜糖举行了一个非常俭朴的婚礼。结婚时，袁隆平３３岁，邓哲２５岁。

     事业是伟大的，境界是高远的，但延伸在脚下的路却是漫长而曲折的。要研究杂交水稻，首先必须在自然界中找到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雄性不育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当时不仅没有实物可利用，而且连中外的科研资料上也没有记载。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天然杂交稻，肯定就有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决定在茫茫的大自然中去寻找。

     新婚妻子邓哲全力支持丈夫的科研事业，她跟随丈夫一道踏上了漫漫的寻找之路。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株必须在水稻吐穗扬花的时候，深入到稻田中逐株逐株寻找。盛夏的稻田里骄阳似火，田间地头的气温通常高达４０℃。夫妻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忍受着密密匝匝稻叶的切肌之痛与昆虫的叮咬，每天都一头扎进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里大海捞针。中暑了，就吃几颗神丹丸，吞几片消凉片；累了，就靠在田埂上歇一歇。连续两年，袁隆平带着妻子邓哲，踏遍了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所有稻田，终于找到了６株天然雄性不育株。

袁隆平欣喜若狂，他把这些雄性不育株的种子视为珍宝，细心地加以繁殖栽培。他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雄性不育株在每个生长发育阶段的细微变化，并作了详尽记载。

     经过两个春秋的艰苦试验，袁隆平把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写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１９６６年《科学通报》第４期上，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然而，杂交水稻研究刚刚起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痴情于科研而又不太关心政治的袁隆平仍然是一如既往，把心思放在水稻上。这样一位“白专”典型再加上他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的父亲，自然难逃这场政治运动的厄运了。果然，校园内很快就出现了指向袁隆平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

     一天，袁隆平的妻子邓哲抱着襁褓中的大儿子在校园里看大字报，袁隆平忧心忡忡地走到妻子身边，非常郑重地对妻子说：“邓哲，我先跟你讲一下，你好有个思想准备，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回来就要进‘牛棚’了。

    邓哲听到丈夫的言辞之中充满了忧虑，便斩钉截铁地安慰丈夫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我跟你一起回去种田当农民，你照样可以搞你的杂交水稻。”妻子不加思索的明确表态，深深鼓舞并打动了逆境中的袁隆平。袁隆平十分动情地抱紧妻子和孩子，满含着热泪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意想不到的是，已列入了“黑名单”的袁隆平碰到了救星：一封国家科委九局致安江农校的便函救了他。因为他研究杂交水稻的那篇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领导的重视，科委九局致函安江农校，要求支持袁隆平搞杂交水稻研究。袁隆平因此被列入“保护对象”而免遭了一场劫难。

     袁隆平顶着文革的逆流搞科研，虽有“尚方宝剑”，但仍然遭到了种种人为的责难和破坏：袁隆平精心培育的雄性不育株试验秧盆被一群“造反派”砸得稀巴烂。在妻子的安慰和帮助下，袁隆平把残存的部分秧苗藏进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偷偷试验，绝处逢生的秧苗在袁隆平的精心护理下获得了更多的种子。第二年，袁隆平将收获的种子扩种到２分地的试验田里。不曾想，一夜之间，长势正旺的秧苗全部被人偷偷拔光，毁坏殆尽。袁隆平的心在流血，但他没有被吓倒，仍然顶着逆流继续往前走。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伟大女人。人们都说，袁隆平在科研上的成功，是妻子用理解和柔情给他铺垫了台阶。

     ６０年代末期，上级为了让袁隆平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决定调袁隆平到省农科院工作，而邓哲未能随调。她只好带着孩子留在了黔阳，夫妻双方开始了长达２０多年的异地分居生活。理解支持丈夫的邓哲毫无怨言，独自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责任。

    1974年底，袁隆平的父亲病危。当时，袁隆平正在海南制种。要不要告诉袁隆平,邓哲举棋不定。父亲说：“隆平正在忙着搞杂交试验，重任在身，无论如何不要他来。”邓哲遵照父亲的意愿，硬是铁着心没有告诉丈夫父亲病危的消息。老父亲不久就去世了，邓哲含悲独自料理完了父亲的后事。

    １９８２年８月，袁隆平的岳母患癌症住院。回黔阳探亲的袁隆平正好要去国外访问，他觉得去留两难。邓哲看穿了他的心思，便说：“你放心去吧，母亲有我照顾，不要紧的。”袁隆平十分感激妻子的理解，反复叮咛妻子保重身体，然后踏上了征程。可是，等袁隆平从国外回来，岳母已经安息九泉 。袁隆平很难过地说：“真是忠孝难两全呐　两位老人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啊。”邓哲说：“你把杂交水稻试验搞成功，就是对老人尽了最大的孝。”邓哲不仅没有责怪丈夫对家庭的失职，反而尽力宽慰。

     搞杂交水稻研究，需要充分利用南方的光温进行尽可能多的杂交育种试验，袁隆平与他的助手们一年四季总是追着阳光不停地奔波，一般是春季在长沙，秋季在南宁，冬季在海南。南北辗转，年年如此。

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在７０年代初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１９７４年前后基本获得成功。１９７５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国家因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杂交水稻繁殖制种。１９７６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迅速扩大到２０８万亩，开始应用于生产。

     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９８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３５亿多亩，累计增产稻谷３０００亿公斤以上，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在国内国际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成名成家后的袁隆平仍然保持着一个普通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本色，仍然一如既往，顶烈日，踏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袁隆平总觉得欠妻子的太多太多，总想尽量给妻子补偿。

     袁隆平成功之后，应接不暇的各种荣誉接踵而来：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国内国际种种令人眩目的大奖也纷至沓来……

     袁隆平没有在荣誉和鲜花面前陶醉，他仍然潜心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能够推掉的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他一概推掉不参加，一如既往地头顶烈日，脚踏泥泞奔波在绿色的田野中。

     从７０年代末期到８０年代末期的１０年中，袁隆平已将最初的杂交水稻三系育种法推进到两系法亚种间杂交育种。最近几年，他又在向超级杂交水稻研究进军。

     超级杂交水稻研究课题是１９９７年正式提出来的，该课题若研究成功，水稻亩产将高达８００公斤以上。朱　基总理为此专拨了１０００万元的科研经费。这个高难科研课题的研究，计划在几年内完成。

     谈起妻子邓哲，袁隆平总是感慨不已。他说，妻子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尤其是在文革中他受冲击的时候，妻子决定与他患难与共令他感激不已。袁隆平一再表示：“她是一个好妻子，贤内助。”

     袁隆平成名之前，由于一心一意扑在科研上，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来顾及妻子和家庭，甚至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也因当时经济拮据而没有给妻子买过一件新婚礼物。袁隆平总觉得欠妻子的太多，成名之后，袁隆平总想给妻子补偿。

    １９８５年５月，袁隆平赴菲律宾开国际学术会议前夕，特地在北京给妻子买了东西托人捎回去，并致信给妻子说：“在京给你买了两条裙子和一件汗衫，两黑一深蓝　。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买裙子，不知什么号码合适你穿，只好买两条供你选择。这些东西我托人带回长沙，待回国后再带回安江。

    “家中老母和年幼的孩子们，全靠你当家和照顾。我经常在想，有你这样一位贤德的妻子，这的确是我和全家的幸福。希望你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加强营养紧治病。”

     成名成家后的袁隆平比以前更忙了，他不仅要忙制种忙科研，还要忙着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应酬。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中，袁隆平总忘不了向妻子报告自己的行踪。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虽然没有年轻人那种甜言蜜语或直抒胸臆的绵绵情话，但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却蕴藏着袁隆平对妻子深沉的思念和挚爱。

     袁隆平今年已经７０岁了，但身体很硬朗。他仍然象从前一样，每年都南来北往，辗转于水稻育种的生产第一线，顶烈日冒风雨，和众多的助手们一道深入田间地头搞科研。他跨沟过壑，步履敏捷而稳健。他接人待物十分平易近人。在他身上，没有半点学者专家的傲慢和排场。闲暇之时，他也喜欢跟同事们下下象棋。头发长了，就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理一理。

     他说：在他有生之年有两个心愿：第一个愿望就是要把超级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并且应用在生产上；第二个愿望就是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袁隆平算过这样一笔帐：如果超级杂交水稻成功，只要推广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就可增产２００亿公斤，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总产量；增加的产量可解决５０００万人口的吃饭问题。

     灿烂辉煌的科研前景和造福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深深地激励着袁隆平忘我地工作着。